• 访谈主题:焦点对话:上海科改“25条”改了啥?
  • 访谈时间: 2019-03-20 22:34
  • 访谈嘉宾:骆大进 市科委副主任
    嘉宾: 骆大进 市科委副主任
    简介:骆大进,男,汉族,1977年7月生,籍贯:浙江东阳,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历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人事教育处副处长、机关直属单位团委书记、发展研究处处长、科普工作处处长,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所长。2018年6月起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访谈实录

  主持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要使命,今天上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为科创中心建设提出了25条改革措施,回答了由谁来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等一系列科技创新的核心问题,为上海进一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扫除科技体制机制障碍。此前上海曾经发布推进“科创中心建设22条”,为创新来减负。而这次的“25条”与之相比新意在哪里,激发和调动人的创造力、活力是最大的突破。用科技人员的话来说,就叫“我的科研我做主”。


  新闻内容:原先许多科研单位受到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工资不能超出总额度的天花板,此次意见通过正面清单的方式明确列入竞争性科研项目中用于科研人员的劳务费用经过技术合同认同登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的奖酬金提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奖酬支出等,均不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意见”进一步放权让利,允许单位和科研人员共有成果所有权和常用使用权,科研人员不仅是发明人,也能变成权利人,自己的成果自己作主。过去地位有些尴尬的技术转移人才也有了晋升通道,“意见”要求高校院所设立技术转移专业岗位,为技术转移人才提升晋升通道。同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后可在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10%的比例用于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和人员奖励,进一步增加技术转移服务人员的获得感。


  主持人:面对这份政策大礼包,最有发言权的科研人员又有着怎样的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华良院士的体会。


  蒋华良:科改“25条”出来以后,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还是倍受鼓舞。原来我们科技成果转化有三种形式,一个是直接转让,还有一个是科研人员可以带着技术成果融资以后自己创业,第三个是整个研究所有些技术可以和制药公司合作,有股份。原来的政策不允许失败,如果要合作失败了以后作价入股形式作为无形资产流失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和某一个公司合作,这个公司投资1个亿,30%股份,我们就有3000万股权。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做下去,如果失败了这3000万就算国有资产流失了。这次科改“25条”把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可以极大地鼓励技术转移转化效率。


  主持人:刚才蒋院士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科改“25条”对于科创人员来说真的是解决了后顾之忧,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曹景行:有关科改“25条”的内容我们今天在演播室邀请到了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骆大进参与我们的讨论,骆先生您好。


  骆大进:您好。


  曹景行:科技创新首先要解决人和钱的问题,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钱,科研人员普遍关心的经费自主权和劳务费的发放,“25条”都有很多突破,要真正落到实处关键在哪?


  骆大进:科改文件已经发布,下一步要落实我们要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安排狠抓落实,首先我们要进一步细化我们的制度供给,特别是抓紧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第二,我们还是要落实好各类创新主体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机构法人自主权,激发法人的主体责任,在各个单位内部把刚才说的科研经费的使用、仪器设备的采购、科研项目的立项等等各种自主权落到实处,建立责任的分级分担机制。第三,进一步加大政策的宣传、解读和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我们政策的知晓度和兑现率,确保我们各项改革举措能够落地见效、开花结果,真真切切地提高广大科技人员和各类创新主体的获得感。


  曹景行:刚刚说到了钱的问题,现在要说的是人的问题,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份“25条”意见当中创新科研运行管理体制上作出了很多突破,尤其是要扩大科研人员的自主权,要优化人才的评价体制等等,这方面还有哪些要做的?


  骆大进: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的驱动,人才也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资源,这次整个科技体制改革文件的制定出台我理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遵循创新发展的规律,遵循科技管理的规律,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在人的问题上我们下功夫。刚才你讲到了系列人才制度改革举措,首先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科研人员潜心做研究的人才培养机制,包括我们要坚持青年人才的普惠性支持和高层次人才持续稳定资助相结合的机制。包括我们要加大对各类青年人才计划的培养力度,要在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当中试点开展长周期持续稳定的资助机制。第二,要落实好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让那些真正有作为、有贡献的科研人员能够实现名利双收。第三,要完善人才的评价机制,按照谁用谁评价、干什么评什么的原则,建立很好的体制机制。


  总而言之一句话,以信任为前提,以质量贡献和绩效为导向,以诚信为底线。


  曹景行:说到人才的问题,第一个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重要的还是要人才发挥作用。


  主持人:刚才骆大进主任有几个关键词给我印象特别深,一个就是要信任人才,还有一个是按规律办事。这些年来上海科技创新实力在稳步增强,但是在世界一流研究机构标志性的重大原创成果方面还是有短板,为此科改“25条”就通过一院、一所、一策来探索不定行政级别、不定编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等新的体制机制,也希望能够加快培育国家实验室、高水平创新机构,同时也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国际合作网络,支持本土机构和科学家参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


  对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的这份科改25条力度到底大不大,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于刚长期都是在关注中国问题的,同时他也在国内一些大学兼职任教,所以他对于中外科创环境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观察。他说上海的科改“25条”是一次系统性的改革,而其中不少措施都是对现行机制体制的重大突破。


  于刚:我觉得这次参与科改“25条”意见是一次系统性地梳理和改革,基本上从科创的机构、人才、资金使用、成果转化以及学术诚信等全方面的关于科创相关的问题做一个框架性地规定,总体来看力度很大,很显然地为把上海打造成全球的科创中心促进新动能,我觉得设立了一个很好的努力方向。具体的我关注的是第9条,所谓实施知识价值导向收入分配机制,很明确提出要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俗话说得好,要想马儿跑得快就要马儿多吃草,尤其对领军型人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应该要倾斜,让他们收入能够有很大的提高,让他们有更大的精力去创新。从我在德国的经验来看,政府支持的研究很显然是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对企业或者产业的回报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应用型的研究主要由企业来完成创新工作,这两种方式机制是不一样的,将来要分开,这是具体操作问题。总体而言“25条”我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


  曹景行:刚才说到有一个“25条”让人才感到有吸引力,还有提到创新策源能力,你怎么理解?


  主持人: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关注人才、科创最后也是为了建设上海科创中心。


  曹景行:这个问题请教骆先生,创新的策源能力怎么理解?刚才我们也听了国外学者讲了他们的建议,要对标国际,我们在加大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引领关键创新方面还应该怎么发力和努力?


  骆大进:我理解创新的策源能力,策源就是孕育、策动和起源,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增强创新的策源能力,就是要努力引领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上增强策源能力。包括刚才这位于教授和海外科学家们大家都有很多期盼,上海更关键的是要着力优化我们的创新生态,包括要培育打造战略科技力量,按照一院、一所、一策来加快培育高水平的研究机构。第二,要着力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要切实提高基础研究在整个全社会研究经费当中的投入占比。包括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上海目前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比例大概在7—8%之间,我们的目标希望通过“十三五”规划的实施能够达到10%左右,这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第三,我们要努力优化科技创新的前瞻布局,包括这次改革文件提出来的要建立对重大原创性、颠覆性、交叉学科科技创新项目的非常规评审和支持机制,我们要建立健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形成和组织实施机制。力争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大的突破,在重大核心技术领域能够实现大的创新。


  最后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全球的创新网络当中,通过我们更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更加便利的学术交流条件和支持政策,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大力度上能够集聚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吸引这些科学家们、科技企业家们能够到上海创新创业。


  曹景行:国际水平、国际人才。


  主持人:既是借外力也要练内功,既要打造创新的硬实力也要优化创新的软环境,只有在多纬度发力才能提升上海在全球创新合作和竞争当中的话语权,让创新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的内生基因和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