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京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媒体界的朋友们，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出席“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我叫曹京华，是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秘书处的执行主任。很高兴担任此次论坛的主持人，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是在中国成立注册的非政府非营利国际科学组织，我们很高兴作为本次论坛的支持单位之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中国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地欢迎和真诚地谢意。向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中心、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对本次论坛的举办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对对线上通过直播关注本次论坛的各种朋友表示诚挚地谢意。

　　

　　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人民健康科学家应该做出更有的贡献，他还强调团队和合作是解决全人类危机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摒弃疫苗的民族主义，中国的疫苗要成为全球的公共产品。作为我们这个组织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对国际上要携手并肩，联合抗疫，尤其有深刻的感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尤其有深刻体会。正像盖茨先生昨天在浦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主旨演讲当中提到的，正是因为快速的分享新冠测序的信息和国际合作的原因，人类才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研发出新冠疫苗，但是要战胜疫苗这一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传染病，我们的努力和合作还远远不够。只有每个人都接种疫苗，每个人才会真正感到安全。

　　

　　本次论坛的主题“疫苗与全球健康”正是因为这个目的，为更加有效应对新冠挑战、预防和战胜各种传染病。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一批在联合抗疫当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和我们分享他们在新冠疫情下未来公共卫生体系和生物产线发展的展望，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最新科研进展及面临的挑战，期待每个讲演都是重磅级的战略咨询报告。

　　

　　请允许我介绍出席本次论坛的重要嘉宾，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科技部外国专家服务局副司长李昕；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启高先生；临港新区管委会高级专员张杰先生。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和各位报告嘉宾。

　　

　　下面请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副主任朱启高先生致词。

　　

　　朱启高：尊敬的高福院士、李昕司长、张杰专员、吴凡教授、张文宏教授。各位专家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受邀参加“第二届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首先我代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领导、专家和来宾表示热烈地欢迎，向所有关心和支持上海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本届论坛聚焦“疫苗与全球健康”这一世界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开展讨论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首要任务。不久前召开的全球健康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解决好疫苗产能和分配的问题，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这是中国对于全球健康事业的重要贡献，也是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的具体行动。

　　

　　长期以来，上海市高度重视生命健康领域的科技创新和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前不久我们还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加强完善生物医药全产业链的政策支持、创新布局和各个领域的合作，这些举措将为未来的全球健康事业发展提供更多上海的贡献。

　　

　　面向未来，我们共同承担全球健康发展的责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类幸福的基石，也是人类整体安全和发展的前提。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只有同舟共济才能战胜疫情，高效率研发疫苗已成为当前共同肩负的重要责任。根据WHO统计，截至目前全球共有超过190种候选新冠疫苗正在研发，其中10家新冠疫苗研发进度最快，但面对全球反复的疫情，疫苗产品的供应数量和分配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我们迫切需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推进更多的新冠疫苗研发和应用，共同构筑疫情的免疫长城。

　　

　　面向未来，让我们共同面对全球健康发展的挑战，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表明，重大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命和健康安全，只有团结合作，共同迎接挑战，才是取得全球抗疫胜利的希望所在，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要路径。

　　

　　朱启高：当前，高水平的合作正成为疫苗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新冠疫苗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希望本次论坛能够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国内外企业和专家团队的各自优势，围绕新冠疫苗综合抗体等方向，以授权合作研发、合作生产等方式广泛开展各类合作，加快缩短疫苗的研发周期，为全球合作抗疫贡献力量。

　　

　　面向未来，让我们共同分享全球健康发展的成果，疫苗应该成为全球的公共产品，新冠疫情终将过去，未知传染病以及诸多的全球性健康挑战仍需要我们全球科学界、产业界和公共部门携手合作，希望论坛联动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力量，深入研讨各项议题，为全世界人民得享美好健康生活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努力，上海在生命健康特别是疫苗创新领域形成了较好的基础条件，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拥有一批以中科院巴斯德所、斯微生物等顶尖研究机构与重点企业，在疫苗的设计、病毒构建和GNP生产制备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流程。我坚信，上海有条件有能力在疫苗创新和规模化生产方面为全球贡献更多的力量。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幸福首先条件在于健康，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服务世界健康事业的发展，造福全球人民的美好生活。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张杰：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浦江创新论坛“第二届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受上海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朱书记的委托，我谨代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向莅临本次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地问候。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发展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而疫苗在人类与病毒、危机抗争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疫情形势已经得到了极大地缓解，而疫情防控仍不能掉以轻心。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是生物医药产业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之一，被誉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要求上海聚焦生物医药等三大产业，结合精锐力量尽早取得重大突破。2020年，李强书记也多次关心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出了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攻坚痛点堵点难点，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提升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2021年的上海两会上，龚正市长也提出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规模倍增，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打造自主创新的新高地。可以说从党中央到市委市政府各级层面都非常重视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都在积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和突破。

　　

　　生物医药产业也是临港新片区重点发展的核心产业之一，也是新片区集聚度最高的产业。自2020年临港新片区生物医药产业共签约项目19个，投资规模160亿元，集聚了像中科院有所及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和机构，今年2月份，我们又成功举办了“2021年临港新片区生物医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活动”。总共签了15个项目150亿元投资签约落地，为新片区生物医药的发展壮大了规模、提升了人气。近期，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将正式发布“新片区生物医药专项规划2021—2025”，力争到2025年临港新片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到2035年末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展望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地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产业谋划，聚焦关键领域发展创新型企业，适应更多的国际国内优秀的生物医药企业落地临港，打造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发挥制度创新优势，探索MR制度下疫苗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产业政策优势、发展空间优势、人才落地优势，将临港新片区培育成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高地，成为国际国内生物医药创新人才的聚集地。临港新片区将做到好项目不缺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好应用不缺场景、好创意不缺人才、好团队不缺资源，好产业不缺资本，为企业提供店小二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在此，我谨代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诚挚欢迎生物医药医疗健康产业的优秀企业、科研院所和机构来临港新片区投资发展，为中国的生物医药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与突破做出新贡献。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戴维仁：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届“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首先我代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衷心感谢科技部、上海市政府、浦江创新论坛中心、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以及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为举办这一大会所付出的努力。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疫苗与全球健康”，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疫苗对公众健康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生命是何等脆弱，世界需要疫苗的保护。2020年全世界共同对这一需求作出了响应，新冠肺炎疫苗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被研发出来，充分印证了全球科学界共同创新与合作的成果，比如在线分享基因序列、协作开展临床实验等等。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机制，对加快疫苗的研发、生产和供应发挥了核心作用。中国已正式加入这一计划，过去4个月已经向120多国家提供了疫苗，正在管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苗推广工作。过去一个月当中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两款中国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在疫苗研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也比较牢记，疫苗本身无法拯救生命，只有接种疫苗才能拯救生命。疫苗只有在人们接种后才能发挥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疫苗分配不公，低收入国家仍然无法获得这些疫苗，全球75%的新冠疫苗流向了10个富裕国家，有些国家直到现在才收到第一批疫苗。这就是疫苗分配不公的问题。这可能导致全球因疫情死亡人数翻番，经济复苏的速度也将更加缓慢，虽然一些富裕国家的疫情开始缓解，但自今年2月份以来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翻了一番，首当其冲的正是低收入国家。我们看到印度和巴西两国疫情正在急剧恶化，南亚、南美和非洲的病例也呈上升趋势。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全世界就一直遭受疫苗分配不公的困扰，这也是为什么盖茨基金会从成立伊始就以推动实现疫苗公平的原因。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上世纪90年代末国际免疫工作陷入了停滞，发展中国家近3000万儿童没有办法接种对抗致命疾病的疫苗，这一现象体现出的核心问题，市场机制的严重失灵。为此盖茨基金会和一批创始伙伴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解决办法，鼓励疫苗厂商为最贫困的国家降低疫苗价格的同时确保这些国家能够为厂商提供长期、大量以及可预测的疫苗需求。自2000年成立至今，已经为世界上近一半儿童接种了疫苗，并在这一过程当中获得了疫苗价格谈判当中强大的议价权。让最贫困的国家也能负担得起疫苗。另外一个例子是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2014—2015年西非爆发了埃博拉疫情，当时几乎没有对付这类疾病的现成疫苗。暴露出全球对类似危机的准备远远不够。基于此，盖茨基金会与多个部门的合作伙伴于2017年携手设立了这个联盟，加强新型传染病疫苗研发，让人们在疫情暴发期间就能获得疫苗。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携手世界卫生组织共同设立了Gavi，与各国政府和疫苗生产商展开合作，确保全球范围都能获得新冠疫苗。盖茨基金会迄今投入17.5亿美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支持合作伙伴开展临床实验和提高疫苗产能，以帮助加快研发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并确保疫苗得到公平分配。

　　

　　戴维仁：具体而言，我们重点针对那些中低收入国家更容易获得且负担得起的产品提供研发支持。我们也帮助加强供应链和卫生系统建设，提高这些工具的可及性。在疫苗公平分配方面，中国始终是我们强大的合作伙伴，盖茨基金会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2002年，我们通过Gavi与中国政府、中国疾病中心联合启动了抗击乙肝的项目，致力于提高中西部省份新生儿和5岁以下儿童乙肝疫苗接种覆盖率。这一举措加速推动了中国政府在2005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扩大免疫规模，自项目启动以来中国大多数地区新生儿在出生时即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的比例已经从64%上升到90%以上。因此目前5岁以下儿童中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比例已经降至1%以下，我们和中国多年来持续致力于加强疫苗公平方面的合作。今天我们和中国疾病中心等伙伴开展长期的合作，支持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HPV、HIB等等纳入中国国家免疫规划，我们支持的工作包括基于对免疫政策、资源分配和疫苗供应的循证研究，旨在改善公共卫生，减轻疾病负担以及促进卫生公平。得益于国家癌症中心等合作伙伴的持续努力，鄂尔多斯和厦门两市已将HPV疫苗纳入市级免疫规划，为学龄儿童和成年妇女提供免费疫苗接种和筛查服务。为将HPV疫苗进一步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提供宝贵经验。

　　

　　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我们全球范围内加强免疫公平的重要合作伙伴，十多年来我们在这里的伙伴们一起推动中国和全球卫生创新事业，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企业成功推出了多项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的创新产品、解决方案和模式，这类创新也自然延伸到了中国和全球疫苗创新领域。以乙脑疫苗为例，中国企业成功推出了多项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和模式。这类创新也自然延伸到中国和全球的疫苗创新领域，十年前全球仍然有超过30亿人面临乙脑风险，儿童风险最大，我们的合作伙伴PATH发现中国当时已有一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的疫苗，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一家中国疫苗厂商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格预审，无法向全球公共市场供应。直到8年前一家中国疫苗生产企业和盖茨基金会和其他的合作伙伴一起帮助世卫对于该款疫苗进行了资格预认证，能够保护这些儿童使得他们免受乙脑所带来的死亡和伤残。迄今为止已经有其他三种来自中国的疫苗通过了资格预认证，可以提供给有需要的国家。中国企业还承诺通过Gavi提供相当数量的宫颈癌疫苗，助力发展中国家消除宫颈癌。

　　

　　盖茨基金会致力于让全世界人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挑战是非常多的，然而我们依旧对这个愿景坚持不懈，并且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建立长期多元的合作伙伴关系，携手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我们从过去十几年和中国的合作当中受益匪浅，无论是抗击乙脑、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还是遏制新冠肺炎的传播，中国致力于应对健康和发展挑战的决心和能力是令人鼓舞的，中国具备巨大的潜力，可以为世界提供可以惠及每个角落、每个人的公共产品，包括产品、项目、政策、服务。我们期待和伙伴们继续保持合作，助力中国进一步发挥这样的潜能。

　　

　　让我们携起手来，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创新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一起共同打造一个更加坚韧、更加公平的世界，迎接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未来。谢谢大家。

　　

　　高福：谢谢这个大会请我来，谢谢盖茨基金会邀请我来，大家下午好。我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新冠疫情防控和生物产业的机会”。

　　

　　首先看看新冠流行情况，为什么要研发疫苗，疫苗能不能陈公。首先新冠出现是一个危机，深刻领会这两个字，危险也是机会。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本来就是和自然界应该和谐相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人类不断地开发，最后导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也导致我们今天大家都要讨论最关键的词是碳达峰、碳中和，如果不坚持绿色发展，我们的健康是不存在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人类在自然界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大自然或者我们自己提出了很多挑战才出了很多机会。

　　

　　首先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新冠疫情出来，我们坚持向科学要答案。习近平总书记一开始就说防治新冠疫情要向科学要答案，科学有答案吗？有，就看你怎么要。我们设计了一个新型疫苗，智飞帮助我们转化，变成了疫苗。目前中国打的三类疫苗，一类就是我们实验室设计的。有没有抗体？我们这个抗体的发现整个是发表在Nature，最后变成产品在君实。其实科学技术零距离，科学到产品零距离，如果科学弄明白了就行了。就像昨天盖茨本人说的，确确实实中国把这个事情不到一个星期偷偷搞明白了，10日向全世界公布，各国就开始研究疫苗了。科学为基础，我们群众只要积极参与、积极依存，科学是有答案的。

　　

　　我们这个疫苗之所以走得这么快，今天我的老板曹京华教授，他是执行会长也是秘书长。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他是主席，这个联盟对我们做这个工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把一件事情做好，要推动社会进步，大家要交流，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做事情，要想让社会进步，必须有竞争，依靠市场经济，否则大家都回家睡觉去了。首先人类怎么来了这么一场灾难，COVID—19病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按照我们学的知识，能不能解决问题，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过去认为这个病毒由蝙蝠到中间宿主，这个病毒找来找去，蝙蝠里面没有找到这个病毒。中间宿主没有找到，这个病毒很多留下的都是科学问题。其实这个病毒是第七个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之前有4种感冒药的冠状病毒，2002年出现SARS，让人类感觉到过去我们只知道冠状病毒对动物很厉害，家里的猫狗都有冠状病毒，吃的猪肉、牛肉有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到处都是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发生重组。02年出现过SARS，MERS是2012年，后来出了一个COVID—19。

　　

　　2019年10月18日，我在纽约参加一个活动，当时我们假想敌搞了一个桌面推演，假想敌叫CAPS，约等于COVID—19。大家说2019年10月18日在纽约开会，回来有没有向中国人民报告？你给大家介绍这个情况，出现冠状病毒感染人，已经属于专业人士预测之中的灰犀牛，不是黑天鹅。在座各位如果不搞我们专业你觉得黑天鹅，搞我们这个的已经是灰犀牛了。我们实验室2016、2017面布局做MERS疫苗，今天我们做的和MERS疫苗做得完全一样。这是当时的照片，我参加活动的情况。我长期研究新发突发病毒，流感病毒、冠状病毒都研究，2016年我写了一篇综述，不是会不会，而是什么时候出现下一个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当时1月底采访我，我说肯定会研发出疫苗，不是我拍脑袋说的，因为我们有猪、鸡、狗的疫苗，冠状病毒可以有疫苗，为什么当时特别讨论ADE呢？因为猫的传染性用ADE，大家担心是对的，结果没有想到人的冠状病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ADE，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特别担心的原因。

　　

　　高福：现在大家经常会问，中国是灭活疫苗，其他国家是什么疫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因地制宜。各个国家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到今天从中国到其他国家，全面开花，各种疫苗到处都是。一开始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现有去做现有疫苗。中国灭活疫苗首先我们有病毒在手里就可以灭活，胆子大的以疾控中心主任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武汉病毒所的，我们敢把P3实验室借给公司临时转化成疫苗生产车间去生产这个东西。一些新型疫苗起步以后还有技术瓶颈，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是民众能不能接受，研发出疫苗民众不能接受，FDA不批准，也不能干，大家一定要给科学留出时间，给疫苗研发的企业留出空间。每家什么都做有条件吗？我们的目标是各种疫苗都上，因为我们人类第一次打冠状病毒疫苗，不知道哪种疫苗更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多试几种，严格按照规程。现在成功的疫苗，大家经常看到新闻报道产能怎么样，产能要转化成材料员材料够不够，材料变成产品工艺水平能不能跟上，仓库里的产品变成疫苗批签发能不能跟上，还有能不能接种疫苗，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疫苗是法宝、强心针、稳定剂。人类战胜传染病、新冠疫情，最好的办法还是疫苗。人类征服传染病的过程当中，有天花疫苗，把天花消灭了。我们有小儿麻痹疫苗，在中华大地上消除了。乙肝疫苗，10%多感染率到现在千分之0.3。但是我们人类也有没办法的，结核没办法，疫苗还是不怎么样。艾滋病，没有研发出疫苗。有行的，也有不行的。

　　

　　评估一下，新冠疫情居中，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疫苗帮助今天在座的各位没有麻子，疫苗帮助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拄拐杖来的，到处都是小儿麻痹。法宝、强心针、稳定剂，希望大家把疫苗打起来。3月份大家都觉得全球已经掉下来了，结果从3月份全球开始出现各种变异，给我们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但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我们要共享疫苗。如果世界不共享疫苗，病毒将共享世界。病毒没有国界，病毒没有护照。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健康，全球就意味着你就不要去谈你自己，哪个国家都不能谈哪个国家，大家一起谈地球。我们今天保护的是地球，不是你想象的哪个国家。谁都不能污名化、政治化，好好合作起来，把疫苗搞成功。

　　

　　高福：现在疫苗有几种，灭活疫苗大家知道了，肉毒疫苗还在研究，蛋白苗，我们做的是RBD疫苗，病毒载体疫苗、DNA疫苗、中国的灭活疫苗和美国的MR疫苗，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情况启动不同疫苗，还有纳米颗粒疫苗。全球疫苗我4月2日的数据，269个，现在一堆疫苗在研究，国际情况三期临床、四期临床，我们科兴疫苗进入了，疫苗效力评价，至少50%，科学家忙活了半天不能百分百保护吗？我们也希望找到百分百的。大家都以为卡脖子问题，现在中国讨论得很多，但是卡脑子的问题大于卡脖子的问题，科学家已经黔驴技穷了，科学家想了半天也就这水平了。全球人民都卡上了，我们现在做的疫苗50%以上保护率很好了，科学家已经很努力了。艾滋病努力了40年，疫苗还是没有。在座的有青年人，远离过去的免疫学理论，开始思考我们做更好的东西。世卫组织现在也着急，如何把疫苗能够公平地分配，大家知道富人们打了百分之多少，穷人们打了百分之多少，大家上网去看。新冠疫情接种进展，我们中国不错，已经到51%了，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家讨论疫苗的时候，病毒也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异，大家提了很多名字，研究中的突变株，这些疫苗管用吗？我们现有的疫苗大家做了试验，这么多的变异毒株，至少给你提供最基础的免疫，就像流感一样。这个病毒将流感化，来回变，变了以后你的疫苗管用吗？提供基础免疫，彻底保护吗？不能彻底，但是防重症、防死亡，像流感为什么要打疫苗，减轻疾病负担。你不住院，所有保险公司省多少钱？你个人也省钱。现在是减少疾病负担可能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因为它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基础免疫。疫苗要不要打，有没有疫苗犹豫？我们需要科普。中国现在都是输入病例，由输入病例变成当地病例，每次都打下去了。喷泉，来了喷泉灭一次，广州喷出来了，我们都在灭，荔湾区等等。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的是湖，全国是海啸来了，这也是科学的贡献，通过测序大家都搞明白了。我国的路线，5条，三种灭活疫苗，一种蛋白苗，一种腺病毒载体苗。稳妥推进各类人群疫苗接种工作，分布执行，大家要理解。人类第一次用这样的疫苗，背后还有很多的科学问题。打不打疫苗从来都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就好像在座的你要不要买股票，买股票可能会赔，但好的股票能赚，你去买了。中国疫苗现在接种60岁以上等等，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但是目前真实世界数据告诉我们，老年人还是尽快打。疫苗过后，现在病毒频繁出现，还有其他冠状病毒会不会出现，特别需要一个通用流感疫苗。病毒和人类的关系就是猫和老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猫也不能把老鼠吃了，老鼠也不能把猫怎么样，病毒和人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做出一个通用疫苗，这是我们的理想状态。就像我们搞一个通用流感疫苗一样，大家都在努力，继续向科学要答案。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mRNA疫苗的成功，给人类提供了无限遐想，给全球健康人群使用。今天的中国在创新面前能不能紧跟时代步伐，把我们创新创造的才智发挥出来。中国人早就开始接旱苗了，中国人一直在做，但是没有归纳总结理论。其实中国几千年前就知道少量接触以后对人类是有保护的，但是没有归纳出理论，这个理论最后把天花消灭了，更为重要的是把免疫学发展了。现在很多肿瘤都变成了可治之病。最后我们还要把科普工作做好，欢迎大家到中国科学院奥运园区看，我搞了一个流感病毒的雕塑，欢迎大家去看。最后送大家一本书，《流感病毒，躲也躲不过敌人》。

　　

　　谢谢大家。

 

　　吴凡：谢谢主席的介绍，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下公共卫生体系对于全球健康的影响。刚才高福院士说的过程当中说了现在不光是卡脖子的问题，还有卡脑子。但是卡脑子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看来还是有点办法的。

　　

　　这张图，我想告诉大家这一轮疫情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凸显了公共卫生的极端重要。我们从来没有一次认识到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体系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重要性，2017年的时候我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参与者参与了世界上三个组织联合倡议的一本书，《全球健康指数》制定，有6个领域34个指标，同时有二级指标85个，140个问题，对全球195个国家用这套指标体系进行了一个评估。指标体系覆盖6个领域非常全，对每个国家整个公共卫生应急状态下的整体能力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大家脑子里会想评估一下之后我们中国评估得怎么样，肯定是不错的。我给大家看一个结果。美国第一，80多分，英国第二，70多分，中国在第51名。如果用这套客观的指标体系来评估我们整个国家在应急能力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上的能力，我们排得并不是很前面。有意思的事情来了，这套东西2019年10月发布的，后来新冠病毒出现了，去年5月份我们所有专家组在这个过程当中开了一个会，主持人说我们这个指标体系肯定出问题了，前十名国家应对得都不行，但是得分不高的一些国家应对得很好。什么出了问题，我们后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在思考，美国、意大利、欧盟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医疗救治能力并不弱，但是为什么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当中没有获得很好的结果，究竟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新冠疫情当中为什么我们的差距这么大，中国今天在这里，全球在那，我们是17000，十万分之2.8的比例，比例是很小的。这是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截止今年5月1日全球几大洲的情况，梅红色美洲地区，橘红色欧洲地区，还有印度所在的东南亚地区，我们没有在里面列出来。欧美地区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一次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说到了我们是用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统筹药物和非药物的综合干预方法，秉承了人类共同健康的理念团结合作。这张图是我去年2月份参加第一轮世卫组织和中国联合考察组，当时我带了4个专家，外国、中国的，分给我的任务是总结当时的中国应对主要的成绩是什么。我不断被组长问，你们中国到底哪一招采取了措施产生了效果。我说我们不是哪一招的问题，我们是综合施策的结果。这张图不是一个典型呼吸道传染病发病图，如果是应该是双峰，斜的双峰。但是我们中国在3个月时间里把这件事搞定了，我们当时报告里面还有专家提是不是中国会有反复，没有发生。就是统一高效的决策指挥系统、四早的技术原则以及联防联控的调动卫生资源以及我们开展的国际合作交流。

　　

　　回到上海，上海在这次疫情防控当中颇受关注，因为上海贡献了非常好的上海方案、上海经验和上海模式。上海模式总结起来五个字，最早的时候我总结上海经验是四个字，早、快、准、全，但是黄浦区疫情出现以后我加了一个字，暖，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文关怀。早，及早准备，去年我们统一领导权责匹配，而且协调度很高。快，我们确诊病例只用了1.3天，现在一天时间就可以快速确诊，77万份每天，确保了我们能够及时发现。今年1月份黄浦区疫情的时候颇受关注，因为前面上海的疫情都是出现在特定人群当中，黄浦区疫情我们有了社区传播。一旦有社区传播，这对于面上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像今天的广州，我们一直担心这个事。我在1月22日的时候市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吴院长你能不能亲自带一队人马做一个调查，当时我们疫情当中发现了另外一条非常重要的传播链。我们组织多部门用了15个小时控制了100多名密接，3000多高危人群，30多辆网约车，十几天时间涉及到22个场所、6个区县，为什么人这么少，我们用了精准方式界定这些人到底是谁。所有这些人15个小时内固定住了，第二天不能再移动了。这种快速对于我们及时控制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联防联控。守家门、把国门。另外我们做了很好的全社会参与，做了很好的风险沟通和健康教育。让每个老百姓参与到这场人民战争当中来，发挥他们的作用。最后一个就是暖心的疫情防控措施。有人问关怀的带温度的措施，才能让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都能配合你去落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看国内任何一次疫情包括国际疫情，实施过程当中一旦是冰冷、僵硬的，没有人文温度的，一定没有办法百分百落实的。

　　

　　吴凡：我们今天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当中也讲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我们用了这样一种综合施策的方式，在卡脑子的事情，当疫苗还再来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控制住了疫情，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共卫生体系发挥的作用。今天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什么叫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概念，通过有组织的社会行动高效率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生理心理健康。公共卫生它的工作对象是群体，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临床医生看病的医学技术问题。实现的路径一定是通过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的调用得以完成。它维系体系的良性运行的责任是各级政府。今天我们非常庆幸的是我们有一个高效运行的公共卫生体系，骨干核心作用发挥的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高福院士领导下的全国四级疾控中心发挥的核心作用。经常有人问你们疾控中心是干什么的，我有时候很难回答，我说我们管天管地管空气，后来我想我应该更形象地描绘，我们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只特殊的部队，平时做侦察兵，监测社会风吹草动，不仅传染病，包括健康危害因素、职业卫生、环境卫生等等领域。同时又是一个战斗队，落实每一个疫苗接种、慢病服务等等。像结核的管理，6个月监督服药的管理。同时也承担消防队，一旦有风吹草动，发现在苗子状态，处置在成疫之前。还有一个关键作用，参谋部。要把所有的监测报告，宏观数据变成政府领导可决策、可拍板的政策和建议。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光听个体专家在那里讲个人意见，关键要变成一个公共政策，成为一个有效的参谋部。这就是我们今天公共卫生发挥的作用。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说要重塑疾控体系，要加强能力建设，什么能力？五大能力。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包含监测、应急处置。疾病预防控制服务能力、一锤定音的实验室检测能力、科学研究能力，不断跟进前沿，用最新的知识和武器应用到我们的疫情防控当中。还有信息化的利用和循证决策的能力，给到决策者最精准、最科学的拍板依据。我特别喜欢用这张片子，我在疫情当中讲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在上游控增量的，临床医生是在下游去存量的，只有增量控制住了，去存量的力量才会不会崩溃。公共卫生是在上海筑坝的，洪水不泛滥，下游慢慢去存量，有的是时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公共卫生起到的就是给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减负和提质增效。

　　

　　今天我们的成功，我们有很好的理念和政治意愿，我们有强大的公共卫生专业能力和社会治理的能力。我们有一个高效统一的决策指挥体系和部门间相互协调联动的机制，还有广大人民对政府和党的高度信任。

　　

　　吴凡：回到今后对全球健康还会有什么影响，机遇和挑战。我们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大家可以看一下。全球大流行还在继续，不同的线是不同的地区，亚洲也进展得非常快，欧洲是多波峰，一会升一会降。南美依然高发，还有我们所在的亚洲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不同地区仍然疫情在快速增长。面对这种挑战怎么办，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公共卫生的策略，各个国家有差异。大家会问为什么这个差异那么大，因为每个国家用的策略不一样。第二，控制措施在实施力度上的差异。别的地方也戴口罩，也保持社交距离，但为什么效果不好。执行的力度不够。第三，我们现在正在接种疫苗，没有完全达到人群整体免疫的水平。疫苗的公平性也存在差异。非洲落后地区没有获得疫苗，也没有经济上的可及性和技术上的可及性。第四，疫苗接种速度以及覆盖范围有巨大差异。这一切都造成了各个国家措施不同，病毒有持续传播的空间，新的变异株不断出现。有专家说今天我们的疫苗出来会让这个病毒有更大的压力去变异，确实会有这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需要各个国家在短期内快速接种疫苗，快速运用疫苗和综合控制的手段来阻断病毒的传播。这种传播可以在短时间里阻止病毒在不同人群和各个国家当中循环传递，只有这样阻断住了，才能减少它变异各种各样的可能。当然高福院士也说了冠状病毒和人类共存，不是一个新鲜事，不是今天才有，明天也一定会有。但是我们对于这一波新冠病毒疫情是可以在短期内用综合措施和疫苗共同发挥作用的，快速阻断它。这是世卫组织宣布的不同疫苗。真实世界的结果也证明了今天的疫苗是有效的，可能有一些不能完全阻断感染，但是至少可以减少重症和危重症，让我们有更多时间提供医疗干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加上疫苗接种率提升，使得部分国家可以得到很好控制。这根线是疫苗覆盖率，覆盖率上去了每周报告数就下来了。

　　

　　我们今天讲科技，科技赋能疫情防控支撑疫情整个控制至关重要。无论是病原学的基础研究我们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同时对于新技术的应用，信息化、AI的应用，对于我们用大数据进行监测和预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手段。同时药物检测技术等等各方面我们这次新冠疫情是前所未有的快，这种快是研发快、转化快，应用于现场快，而且取得的效果和评估也同步在进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机遇是什么。我们仍然有机遇，团结合作，面上的专项技术、专门技术和非药物干预的社会措施整合。用疫苗研发，用各国相互认的手段进行。我们还有公共卫生体系的维系、人力资源和能力的储备，包含了科学技术能力的储备和人才的储备。如何在这个领域形成我们今天强大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也是我们要着重支撑和思考的。同时对于全民的健康覆盖。

　　

　　最后两张片子，从长远来看大流行终将结束，这是用不同地方数据模拟的，紫色线，如果全民都戴口罩，将是这样的趋势。如果控制得不好，就是红的线。中间的一般情况就是绿色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才能更好地预防今后的疫情。我们这次新冠当中得到的启示，综合上面所有说的，我自己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么五条。第一，疫情对全球健康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健康，对我们经济、社会、外交、军事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一次疫情是如此深远的影响。第二，中国经验，疫苗还再来的路上的时候，中国的防控经验告诉我们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于疫情防控依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第三，疫苗这次快速研制和应用，展现了现代科技巨大的力量，今后我们仍然需要用这种科技的力量支撑我们疫情整体的防控。第四，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快速控制住各国的疫情和全球的疫情。第五，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在疫情面前大家就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需要促进全球健康的公平性对我们整个人类的意义。

　　

　　团结一致，共建共享，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我们才能够最终终止大流行，很好地面对将来未知的X的疫情，应对X。我们还会有下一次，只是不知道时间而已。希望它来得晚一点，但是我们将会有手段、有措施、有储备去应对它。谢谢大家。

　　

　　张文宏：我今天讲的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疫苗接种在中国的落地。虽然大家接种过很多疫苗，但是这次新冠疫情以来，我们在疫苗接种方面还是碰到了很多观念上的冲突。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希望以一个感染病医生的角度和公共卫生防控的角度看待。

　　

　　很多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一定需要疫苗才能战胜所有的传染病。事实上也不一定，但是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有无数的感染性疾病和我们人类共存，有无数病毒细菌真菌和我们人类共存，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很多年时间和病毒进行共进化，最终疾病会在人类社会当中生根，同时人类也获得了对付它的能力。对于一些特别厉害的传染病疾病，比如天花病毒、霍乱、鼠疫，如果我们不采取特区的疫苗措施或者公共卫生措施、治疗措施，我们就会碰到很大的问题。对于一些传播性非常强像麻疹、流感、天花，我们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和流感一起相处了100多年，流感的毒性和群体当中造成的免疫屏障使得我们今天可以轻松对付它，尽管全国各地接种流感疫苗的不是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每年发生的病例数是一定的，而且它的病死率一直维持在0.1%左右，使得我们整个医疗系统可以应付它。但事实上如果一个疾病病死率远远超过流感，像大家熟知的天花或者脊髓灰质炎，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新冠是一个传播性和流感非常接近但是病死率远远超过流感的疾病，据今天得到的数据，全球总的新冠病毒病死率是2.14%，这个水平接近流感的20倍。如果不采取疫苗接种，就要采取非常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短期内把病例清除掉。但是除了中国可以使这个病例清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对这个病毒进行清零。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一例这样的病例，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消除了传染病，一旦国门打开，我们仍然会面临极大的风险。今天大家熟知的脊髓灰质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消除了，但今天在南亚一些国家比如巴基斯坦仍然每年有几十例病例存在，基于这一点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得不继续接种疫苗，有一例病例进来会引起公共卫生灾难性事件。如果我们设想不同的场景，左边是一个我们没有充分接种疫苗的，红色的病例出来以后会迅速传给周边人，由于病死率比较高，会造成医疗挤兑。但是如果得到一个充分的疫苗接种，而且疫苗保护率也不错，打到了免疫屏障以后它的传播率会大幅度下来，使得病例处于一个散发的状态。

　　

　　张文宏：历史上我们接受过无数次疾病的袭击，但是真正对人类死亡造成巨大风险的都是传播速度非常快的，像麻疹、水痘、天花、结核病这一类的疾病。现在全球常用的疫苗可以预防20多种发病率最高的疾病，近十年接种疫苗10亿剂，避免400—500万病例死亡。如果一个疾病传播率非常广，我们就必须进行疫苗的接种，否则就像流感的时代我们最早新发传染病流感死亡人达到5000万—1亿，天花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讨论COVID—19，死亡率369万，如果未来世界大家不进行疫苗接种，一旦开放，369万这个数据会出现大幅度的上升。无论是传播的水平以及对疾病引起的病死率两个角度来看，新冠今天是必须通过疫苗接种的。同时其他的20多种疫苗可预防的疾病，这么多年来已经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今天我们还想讨论一下疫苗可预防疾病在中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必要进一步推广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实施。比如说HPV和宫颈癌有关系，HIB、PCV和肺炎有关系，2020年中国的宫颈癌新发病例11万，死亡病例接近6万。轮状病毒，2016年686万病例，这些都会造成大量人的感染和死亡。我们如果进一步推动对这些疫苗的接种，很显然会对我们今天的疾病控制带来重大的影响。像前面提到的这一类疫苗没有纳入计划疫苗的，将来如果不断地纳入免疫规划，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中国可避免50%的病例数死亡。2030年甚至于可以避免80%几种疾病引起的死亡。中国现在占所有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因为没有接种疫苗导致死亡人数减免掉82%。如果想进一步延长人均期望寿命，减少儿童、老年人相关的死亡，减少宫颈癌、癌症引起的死亡，应该给予疫苗全流程管理进行充分地研究。

　　

　　对未来我们应该要充分推动疫苗的接种拯救生命，推动疫苗的公平性和全球接种，同时在中国新冠控制得非常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不断推动疫苗的全国性接种，同时推动疫苗国际化的步伐，推动对不发达国家疫苗的供应。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说我们通过普遍接种疫苗跑赢了病毒，跑赢了传染病疾病，最终使得人民从不同年龄层都开始受益，大幅度降低可预防疾病造成的危害。

　　

　　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新冠疫情的防控我们今天仍然坚持普遍接种疫苗是唯一我们可以跑赢病毒的决策，是一个最为明智的决策。与此相比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谢谢。

　　

　　Lynda Stuart：我的名字叫Lynda Stuart，我在盖茨基金会药物发现与转化科学团队工作。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我们非常关注新冠疫苗的研发，今天我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盖茨基金会对于新冠疫情的应对，还有2020年也就是过去一年我们是如何加快疫苗研发的。

　　

　　我们是一个大型慈善基金，我们有非常多的慈善项目，大部分资金用于全球发展和全球健康项目，还有一些钱用在美国国内的项目上，主要是教育项目上。就全球健康而言，在盖茨基金会我们希望能够利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拯救发展中国家的生命，我们和合作伙伴合作，提供疫苗、药物和诊断等等经过验证的工具，并且发现可负担的而且是可靠的开创性的新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于疫苗研发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且为计划生育营养以及妇幼保健制定综合保健解决方案。我们聚焦于一系列的疾病领域，包括肠道腹泻疾病HIV、艾滋病，结合疟疾、热带病、肺炎。我们也关注技术的聚焦领域，比如转化医学的发现以及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一体化研发，疫苗研发与监测以及一体化交付。在药物发现和工具方面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帮助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提高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张幻灯片展示的是新冠疫情应对的基石，去年1月份开始传播的，有四个目标。比如对最脆弱的人群快速地加强能力和协调，发现和应对新冠疫情，在中低收入贫穷国家更好地发现疫情，加快对于病毒的围堵。将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最小化。还有研发治疗药物和疫苗抗击新冠疫情。

　　

　　研发方面由于三个领域，一个是改善诊断制剂，第二个是找到更好的疗法，还有预防项目。找到和研发疫苗，并且确保是中低收入国家负担得起的。基金会对疫苗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这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研发方面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疫苗的研发，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公共卫生工具。过去20年当中我们基金会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研发和提供疫苗，保护中低收入国家人群，包括和Gavi这样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我们这样的团队每年花费5000万美元用于发现和转化新疫苗。我们专注于具体的疾病领域，同时我们还投资于一种疾病的一体化方式，建立疫苗和抗体研发的全面工具包。我们建立一个支持性框架，可以为基金会的任何疾病和所有重点疾病提供疫苗。我们还优先考虑跨领域的平台方法，我们也非常关注新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我们也乐于从事长期的项目，比如mRNA疫苗。我们进行了最早的投资，在2013、2014年我们已经在这个方面工作了7年时间，应对的时候主要是采取六步骤的流程。第一，了解病毒的基本情况。第二，使用现有的疫苗平台。第三，使用我们的网络建立一个赋能的框架。第四，对于疫苗进行优先排序。第五，加快研发。第六，计划进行疫苗的分配。2020年是一个加快疫苗研发工作年份，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医疗的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10—15年时间。之前疫苗研发出来最快的时间可能是4年时间，一般来说在疫苗研发过程当中涉及到多个阶段，一个是发现阶段、临床前阶段，还有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注册以及上市之后。只有当我们觉得这个疫苗是有效的才会把生产扩大化，但是这次新冠疫苗我们把很多阶段时间都大大缩短，缩短到一两年时间。有一个阶段尤其缩短了时间，就是临床研发阶段。虽然时间缩短了，但还是进行了常规的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进程，因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在常规安全性确保的阶段，我们并没有缩短它的时间，在注册之前。另外开始生产之前，知道疫苗有效之后，会加快这个进程，以便交付我们所需要的很多剂量的疫苗来保护人们。

 

　　Lynda Stuart：我下面要说一下发现和临床前阶段都有什么变化，一般来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成功的概率特别是早期的时候仍然是非常低的，大概5—10%。但是我们这里的做法有所不同，我们聚焦于一些新型的平台，比如mRNA，这是非常大的平台，里面备选疫苗、备选化合物很多，我们和全球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比如说中国的科技部以及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我们考虑疫苗和疫苗研发工作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流程，我们先获得资料，看看被感染了以后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保护机制，抗体还是T细胞，一旦我们发现哪个抗体可以保护，我们要看是哪个抗原引起了抗体，比如冠状病毒，有没有保护性的抗体针对这个抗原。这是基础性的工作，是必须要做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抗原研发疫苗。一旦我们知道使用哪个，就开始用这个抗原工作，以便看到最好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怎么让它稳定，对于这个抗原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这是HIV的抗原，和冠状病毒比较类似，我们看一下它生物方面的特性，进行常规的检测、临床前的检测，需要健康的受试者来进行评估，然后再进入一期二期临床实验。在新冠疫苗研发过程当中有些做法不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的。他们一直在致力于SARS和MERS的研究工作，冠状病毒家族原型。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生物学，他们知道靶标是哪些，用这些靶标进行综合抗体的产生。所有这些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新冠病毒出现的时候，很多基本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基于之前的冠状病毒我们设计出了免疫元，预先编辑，改善免疫元。帮助我们选定了大多数的候选疫苗，比如辉瑞，用的都是稳定化的策略。然后我们做了决策，选择疫苗的平台。很快速地进入临床前的动物模型研究，确定了病毒抗原之后三个月，我们进行一期临床。我们还有另外两个方面也使用了，腺病毒载体疫苗、蛋白质灭活疫苗，还有mRNA疫苗。大家对他们非常熟悉，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

　　

　　我重点讲一下mRNA疫苗，我说一下mRNA和其他的疫苗相比，使用单个蛋白，引起免疫应答。首先是蛋白疫苗，他们在细胞当中进行表达，纯化工艺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当然它也有一些优势，比如说许可方面，但是生产方面有一些劣势，抗原处理非常耗时，稳定性不可预测，抗原本身也会增加成本。佐剂，佐剂会让情形更加复杂，会增加成本，供应有限，安全性不可预测。但是mRNA一旦进入到了人体就会转化为蛋白，引起免疫应答，所以mRNA一旦进入人体就会转化为蛋白。LMP和mRNA可以自己互相作证引起免疫应答，优势是速度快，在12个月之内获得授权，而且非常灵活，抗原可以由mRNA的序列进行判定，很容易进行改变，比如说VOC。另外生产工艺，对于任何抗原生产工艺都是一样的。我们对于这次大流行当中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具有很好的扩展性，但是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多个10亿剂的规模，而且对它的安全性对于一般年龄群很安全，对于孕妇和12岁以下儿童也是安全的。它的劣势是一种新型疫苗，而且我们对于它长期的安全性了解还不够。短期的安全性并不是问题。对于mRNA疫苗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原理和生产方面的情况。我们看一下RNA序列表达，可以迅速改变，由体外翻译修改，可以使它减少炎症，微改性和改性的mRNA，还可以进行限制和额外的修改。RNA还可以继续进行数量的限制和更多的修改，它会封装，用纳米颗粒进行封装，保护RNA不被降解，增加mRNA进入细胞的摄取。而且mRNA进入细胞是蛋白质表达所必须的，LNT也能够刺激免疫反应，并且作为辅助LNP提高RNA疫苗的功效。RNA的制造比小分子更加复杂，但是比其他的生物制剂更加容易。一旦建立了生产工艺之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采用相同的工艺，而且我们知道它是可扩展的，占地面积小，而且初始资本支出相对比较低。

　　

　　现在我们对于mRNA疫苗有什么了解呢？我们为什么感到这么激动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疫情使得mRNA的使用变成了现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进展为全球健康创造很多新的机会，无论是像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等都可以使用mRNA的疫苗，而且未来如果出现了其他的大流行，我们也可以使用mRNA的疫苗。另外mRNA结构是可以被修饰的，而且我们可以对于mRNA进行很好的修饰和扩展，可以把流感、新冠这些都结合到一起。我们还可以让mRNA疫苗更加稳定，增加疫苗的有效性，增加它在生产当中的效率。而且我们还可以使用mRNA基于现有的技术进一步扩展相关的疫苗。比如说调节我们的RNA，可以去编程这些抗病毒药物。我们还可以优化LNP，把RNA送入细胞，解决成本、热稳定性、规模方面的问题。可以针对特定组织进行表达，可以做额外的编辑来改善LNP，让这个组织特异性得以表达，提供各种各样的纳米颗粒。我们可以看到mRNA疫苗尤其是新冠方面的RNA疫苗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运用mRNA技术来助力全球健康。

　　

　　再次感谢大家给我发言的机会，希望今天论坛开得圆满成功。

　　

　　周晓农：非常感谢大会邀请，大家知道疟疾是蚊子传播的疾病，在全球疾病负担是非常高的，全球2019年WHO报告当中有2.29亿病人发生，死亡达到40万。有一个说法，每2分钟就有一位小于5岁的儿童死于疟疾，这样的全球疾病负担高度受到关注，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三大疾病全球专门成立了一个全球基金，支撑防治工作。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基金会，包括盖茨基金会对疟疾的合作和支持也是非常多的。我们中国在抗疟过程当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大家可以看这张图。1980年之前我们中国疟疾发病率在万分之100多，基本上和当时的非洲没有什么区别。但是1980年以后非洲没有变化，但是我们下降得很快，一直到2010年我们国家提出了要消除疟疾，用10年时间。10年开始我们当时还有3万多一年的病例，逐渐每年进行压缩，主要是我们运用了强化监测和响应的策略。可以看到2014年以后疟疾的病例主要分布在云南和缅甸交接的地方，2016年最后一例病例，2017年以后没有当地疟疾的发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连续3年没有当地病例发生，就算是这个地区消除了疟疾。我们中国政府去年11月份已经递交了消除疟疾的申请，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正在论证当中，今年肯定会宣布中国消除疟疾这么一个信号。政府的重视很重要，另外不同阶段实施了不同的技术策略，特别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因地制宜，群防群治。到了中间阶段进行分类指导，使我们疟疾逐步走向最低的水平。另外我们建立了科学研究的支撑，支撑国家的防治策略。还有技能的培训，整个疾控体系和医疗体系，从不同层面上进行培训，提升我们的处置能力。还有“十四五”国家经费的资助，其中有一个阶段从2003—2012年全球基金给我们中国3.2亿，这也是我们中国作为受援国把疟疾发病率进一步下降，一直到2010年启动了消除疟疾。这笔基金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还有我们对流动人口高危人群以及边境人口采取了非常重要的措施，不但对国内的拉了3条监测线，甚至派我们人到缅甸帮助缅甸一起控制疟疾，这样它的输入对我们来说压力就减少了。还有我们做了全球合作，全球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外面的资金进来，WHO和我们的合作把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爱进来，同时我们从受援国怎么走向今后变成资助国，我们也和多变开展合作。特别是屠呦呦发明了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为全球的疟疾保护生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方面应该说中国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药，这些都组成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中国监测工作的方案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已经写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指南当中，为我们中国的方案走向全球做了很多贡献。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启动了消除疟疾以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怎么加强和非洲同道的合作，我们发现随着当地的病例越来越少最后变成0的时候，输入性病例还是很多。我们每年输入性病例在2600—3000例左右，有96%是非洲来的。如果帮助非洲同道一起控制疟疾，不但帮助非洲疟疾控制，也是帮助我们减少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发生。否则对我们本国消除疟疾也是定时炸弹，我们国内的蚊子还有，蚊子传播的疾病还能扩散。我们和非洲建立了网络合作。

　　

　　周晓农：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分析了全球的疟疾特别是非洲的疟疾，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后中国的疟疾发病率下降非常明显，原因也是我们需要很好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怎么把中国的经验输入到非洲，直接输入是很难的，我们还要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在非洲30个国家曾经建立了30个抗疟中心，因为后续工作没有持续支持，现在这30个抗疟中心名存实亡，这些经验教训我们也需要总结。可以看到我们在不同时期中国的抗疟工作需要从内患到防止输入，137监测手段，一天内病例报告，三天内确诊，七天内把每一例所在疫点清除，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阻断传播。新冠疫情大家也理解了输入性病例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我们和坦桑尼亚合作，一起讨论怎么把中国的做法带到非洲。刚才说到了我们中国的监测响应137，这一项工作实际上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得到了认可。我们怎么把它开展在非洲做呢？我们第一轮工作得到了英国国际发展署的支持，做了三年。可以看到在整个坦桑尼亚疟疾流行，是它的东部和西部是高发区，中间地带是低发区，我们选择试点第一阶段以点带面，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区域，我们希望今后还有第二期、第三期的合作开展。第一期可以看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合作关系，把我们中国的经验在非洲大地上深耕，这就是我们比较粗浅的目标。当然我们选择了红色这两个区作为干预区，绿色是作为对照区，总共人群20万人口。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3个T，诊断、治疗、追踪。但是没有提出时间表，我们中国的贡献就是在137的时候把一天、三天、七天有这么一个时间概念。但如果直接放到坦桑尼亚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一天要报告所有的病例它是没有这么一个信息系统支撑的，他们还是手工上报，疫情卡三个月汇总起来就很不容易了，一般都是半年汇总起来。这样它的传播就很难阻断。所以我们和当地的专家一起讨论，我们雇佣当地的赤脚医生，我们称之为当地志愿者。我们进行培训以后，每天在村里面进行监测，发现病例就进行诊断，用快诊的办法。每天汇总他们所发现的病例，一旦发现很严重的地区出现，我们就用局部全面治疗、化疗办法开展，我们称之为一期策略，加强监测与治疗的策略。这个策略我们已经在相关杂志上发表了，围绕这个策略我们做了群众动员、宣传健康教育，做了一些专业人员的培训，帮助我们一起来开展工作。这项评估工作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我们邀请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作为第三方进行评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据，发病率重疫区下降85%，轻疫区下降70%。我们对照组也下降了。被动监测数据，当地卫生体系里面采集的数据也提示当地疟疾发病率下降。第一轮结果拿出来以后做了外部评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对我们结果做了高度评价，用了经济有效的办法就把当地的疟疾发病率下降了这么快，也希望我们要可持续坚持下去这个工作。盖茨基金会当时也参与了评估，认为这项工作我们还要继续推广，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评估，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专家组和非洲坦桑尼亚专家一起来现场工作的照片。评估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对我们这项工作做了高度肯定，我们专门到了瑞士大使馆，中国、瑞士、德国大使都参加了工作的总结，也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进一步地希望。我们目前处于第二阶段，也是盖茨基金会支撑下的，到今年年底将做一个评估总结。

　　

　　周晓农：这项工作虽然中间出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当地遭遇了双重疾病负担，但是我们市区疟疾发病率受的影响还是比较少的。同时我们通过扩大现场试点，从原来的20万人到现在将近80万人，主要是把这项工作的策略能够融入到当地国家疟疾防控策略当中，这项工作正在和坦桑尼亚卫生部商量当中，他们看完了结果以后也希望我们把他们做到结果当中。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把我们的应用型研究结合起来，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坦桑尼亚和中国都成立了专家组，双方经常在一起开会。

　　

　　长远来说我们还要做第三期，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对我们已经进行了支撑，将在4个国家坦桑尼亚、赞比亚、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用中国的策略进行更大范围的认证。我们希望把黄色和红色的区域进一步地压缩，使坦桑尼亚的疟疾进一步下降。这项工作也得到了我们国家卫健委李主任的关注，他也到现场，年底我们将在这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包括能力建设、策略有效性、机制推广性，最后希望在后面四个国家的工作当中进一步得到加强。

　　

　　非常感谢多边的积极参与，英国国际发展署、盖茨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基金也准备积极参与。我们当地非洲同道在这项工作当中也做了大量的支撑工作，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使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在非洲大地上落地，希望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在座的年轻同志今后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卫生发展项目当中，疟疾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项目，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支持和关注。谢谢。

　　

　　姜标：感谢浦江创新论坛和盖茨基金会邀请我说一下这么一个生物媒介项目。

　　

　　现在秒针每走完一圈，就有一个非洲儿童死于疟疾，每年超过50万人口死于疟疾。主要是发生在非洲，疟疾的传播主要还是寄生虫引起的疾病，破坏我们的红血球蛋白，最后引起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疟疾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连续4年没有发生了，但是2019年统计数据里，围绕着整个赤道国家，尤其非洲，疟疾整个控制范围还是比较艰巨的。除了药物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中国对于疟疾的控制是相对比较好的，我们申请项目的时候也是把中国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在高发疟疾的时候通过长久使用，把蚊虫的幼虫杀死，中长效的农药把蚊子杀掉，用蚊帐保护。对于低疟疾地区，我们用喷洒、除蚊子幼虫等等方式，以我们国家政府行为控制疟疾的发生。1949—1959年还不知道疟疾的原因，到了1960—1979年是一个爆发期，到了后面我们国家发明了青蒿素，青蒿素的结构鉴定是有机所完成的，屠呦呦是提取过程当中把这个东西提取出来，从中草药这样的工作开始完成青蒿素抗抗疟药的发现，拯救了千万人口。因为这个工作屠呦呦2015年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大家知道蚊子是疟疾传播的主要途径，每年83万人因蚊子致死，除了登革热病以外，疟疾是最重要的一块。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一半人口受到疟疾的威胁，建议到非洲旅行要喷一些驱蚊剂，还有用蚊帐等等，这是一个保护的方法。怎么样能够有效地把疟疾控制下来，我们还要再进行研究，尽管现在世界上有13种驱蚊剂、灭蚊剂在使用。第一个看到的是中华按蚊，我们国家已经灭掉了，但是在非洲广泛流行，是主要的疟疾传播者。第二个是伊蚊。有效的方法还是喷洒杀虫剂或者驱蚊蚊帐，在非洲地区使用驱蚊蚊帐很好。到目前为止WHO一共批准了13个灭蚊剂或者杀虫剂，但是由于这么长时间的使用，在文字基因传代过程当中已经产生了抗药性，杀虫剂在生物分子靶点作用方面已经降低了。另外也增强了蚊子的代谢能力，野生蚊种群里面，有机磷酸酯等等都产生了抗体，我们要研究药物怎么杀死蚊子或者驱蚊，尤其把按蚊体内的疟蚊虫灭掉。我们实施了这样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主要是从中草药里面能够发现我们的有效成分，发展一些对人体没有毒性只对蚊子有毒性的杀蚊剂。我们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在1950年建所的时候就是一个天然产物，我们有一个平台，一个数据库，把所有中草药分离出来的天然产物进行入库，编成一个数据库。我们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天然产物，前几年我们又编纂了中药天然产物，这里面有千万个天然产物的化合物是编在这个库里面的，12册，号称现代本草纲目。同时我们药方也是编在里面，在我们有机所有一个这样的中草药平台，建成一个和数据软件相结合的，可以预测的亲水性、毒性、抗癌性，通过这样的计算机软件可以先把化合物预测以后，看看到底有没有驱蚊性或者成型的可以杀虫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把计算机的人工智能自动筛选库里面的化合物，从中草药的方子到有效成分里面先去比较，把数据输入进去，执行这样一个过程，大大减少了人工的投入。一个草药里面有上千种化合物，如果把上千种化合物都拿出来一个一个筛选，人工量。我们第一轮通过计算机筛选，得到好的，看看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化合物可以买得到，我们进行筛选。如果预测出来效果很好，我们进行人工合成，人工合成完了以后再进入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如果有效，但是效果又不好，我们再回来做化合物的优化，再进行预测，不断地循环，通过计算机的筛选加上人工化学合成，这样我们就可以大量减少整个新化合物有效成分的发现过程。比如说新药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应用，这是大蒜的野生物，我们做抗结核的，我们知道药化里面大蒜可以看接合，我们进行计算机筛选，和蛋白质对接，进行深测，深测完了以后又可以进行改进，我们现在从里面获得了最有效的具有TB作用的又没有毒性的新的抗结核病的药物，我们现在在进行下一期的筛选。CDC中心也帮我们做了整个抑制结核菌的生长。我们设定一些数据来筛选这样的杀虫剂，我们大概有2000多种农药在上面，通过比较农药数据可以发现基本上分子量控制在200—400株之间，或者缩水性在3.5—6之间，这样的化合物可以成为药物筛选的对象。

　　

　　姜标：举几个例子，中国的好处就是我们有很多民间药方或者丹方，文革的时候印成影印本了。像艾草我们在安徽可以找到灭蚊，我们找了一个厚朴，也是我们中国特殊的中药。像厚朴有42个化合物，通过计算机筛选以后，进行验证的厚朴有四五个，艾叶有123个。厚朴我们进行筛选，确实它是有效的。两组数据非常吻合，同时我们用蛋白质，像蚊库里面的蛋白质进行对接，发现它的结合率很强。我们有三个类型的蛋白质进行对接，如果在10—14或者8—14之间都是有效的。通过这个我们又设计了下面一行化合物，再返回来计算，看看这些化合物会不会比上面的强，如果比上面的强我们再拿出来进行合成，然后进行深测。厚朴我们找到了大概20个人工的野生物，是非常好的，我们进行后面的深测。艾叶也是，主要以黄酮类为主，34和44号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成为农药率是0，为什么是0，因为这些黄酮化合物不能挥发，可以驱蚊，烧了以后把化合物进行气化，这样才能驱蚊。我们古人用的方法可行，但是杀不了虫。通过前面计算机的方法，我们要进行深测，这是WHO规定的程序，它的活性对成年蚊虫，30分钟到72个小时内要把蚊子放到里面，看杀死率。它的活性必须要和现在除虫机制的活性相当，还有不能有耐药性，每次用三四只蚊子进行测试，大于70%杀死率。我们对有效化合物进行了筛选，一个小时基本上击倒率100%，死亡率24小时内也是100%，和除虫机制的活性是一样的。同时倒过来看它的成药性，SIOC，黄色的三个基本上是100%，可以成要的是1231—1，做它更基础的独立试验。计算机预测和结果也是一样的，2号成药是100%可以作为杀虫剂的。我们把这些化合物从理论上进行升华，看看和以往文献的报道是不是一样。我们在蛋白质空间里测试按蚊血管紧张素转化酶，对后面的理论有一定的支持。电子密度等等，这是整个电荷，这里有一个化合物落到下面，上面有5个化合物都在上面的带子里。这对杀虫剂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一年的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方面，计算机虚拟筛选平台向有机所中药库里面筛选了25600多个化合物，经过计算机模拟以后只获得了388个化合物，然后再进行测试。得到了33个化合物在综合疾控中心里面进行测试，目前我们得到的11+9也就是20个化合物有可能成为下一代新的驱蚊剂。同时也得出结论，化合物控制分子量在200—300之间这个化合物是有效的，对我们整个方法做了比较好的鉴定，为后面的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和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我们也同时形成了杀蚊剂先导化合物信息查重系统，将来也可以对其他多种蚊子通过这个库进行筛选。这个工作由有机所做合成和计算，虚拟设计这块，还有化学生物学研究这块。CDC把整个生测和后续的蛋白质研究由中国疾控中心做，把这个变成WHO能够推广的战略化合物，使杀虫剂能够在WHO和IVCC的帮助下进入标准化的过程。

　　

　　最后我们利用整个平台可以发现环境友好的平台，完成这样一个驱蚊剂杀蚊和驱蚊的研究。我们从19年开始希望在2026年能够获得一个新的抗按蚊的杀虫剂、灭蚊剂，通过今天上半年我们在CDC中心的测试，我们非常幸运拿到了几个活性很高的化合物，毒性也很低，我们测试完了以后进行改进获得的新的化合物。下一轮的测试就要进入毒性研究。我们有三个队伍，有机所由我来领导，CDC由高副主任领导，还有段博士。结合我们盖茨基金会和IVCC这边，未来QPS的发展由他们负责。这是我们19年在悉尼和IVCC汇报我们的工作流程大家留下的纪念。感谢盖茨基金会对整个项目的支持，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项目彻底灭杀蚊子，为消灭疟疾做一点贡献。虽然我们国家现在是0了，但是外输入还是蛮多的，这个项目好像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但事实上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我们希望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把疟疾消灭掉，让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美好的地球。

　　

　　谢谢。

　　

　　袁瑷：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介绍一下PATH的一些工作，希望通过和大家分享PATH工作的经验能够对未来的创新和国际合作有一些启示。

　　

　　PATH是一家非营利的国际组织，我们主要是专注于五个平台的工作，包括疫苗、诊断、化药、器械、卫生系统。我们现在在全球1500当人，分布在70多个国家开展我们的项目工作。虽然我们总部在美国，但是这些年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怎样把我们的资源和人才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个当中包括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也包括中国。但是中国的地位还是有一些特殊的，2000年开始中国不再是受援国角色，我们把中国作为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在卫生系统疟疾这方面的经验推广到非洲国家，另外我们看到其他的PATH四个平台都是产品，这方面我们觉得中国有非常大的潜力。

　　

　　我们在全球的工作聚焦于这些方面，疟疾来说是全方位的工作，包括非洲和亚洲的疾病防控，也包括一些工具的应用，比如诊断试剂、疫苗。对于新发传染病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感觉到人类会面临大流行或者局部爆发，我们有一个全球健康保障项目，帮助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建立好这样的体系，在疾病到来的时候能够有所防范。另一方面新冠过程当中现在在中国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帮助企业辅导企业的产品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创新在PATH是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待创新的时候是这样的思路。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针对解决方案对它进行设计和测试，然后我们把这个解决方案放到它所面向的人群当中看怎样解决它的适用性问题。另外把解决方案放到社区，社区的适用，收集数据。有了证据以后，我们就会基于这些证据在全球进行推广，进行大规模使用。创新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解决方案针对问题能够得到广泛获取和应用，并且最后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PATH是从1977年开始它的工作的，在全球寻找这些创新。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三十年前这种创新大部分想法是从发达国家来的，从发达国家的技术、工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看到是反方向的，包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甚至向发达国家传播，这方面中国具备非常大的潜力。诊断和器械平台，PATH很多年前设计了一个女用避孕套，2008年把这个产品转移到了上海达华，到了2016年我们帮助达华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一个从发达国家来的技术。第二种方式，我们和乔教授的团队开发了HPV诊断工具，转移到了凯杰生物，2018年通过世卫组织的预认证。第三种方式，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诊断试剂，我们也期待不久的将来这些诊断试剂能够走出中国通过预认证，供应到需要的国家。

 

　　袁瑷：疫苗方面的工作我们大概在2000年左右开始的，也是和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密不可分。20年当中我们取得了这样一些成绩，轮状病毒疫苗，从美国转移到印度和中国的技术。这里的HPV疫苗，对跨国公司疫苗的推广，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帮助国内企业获得世卫组织的预认证，我们很希望将来他们能通过预认证供应到需要的国家。

　　

　　退一步说一下为什么像PATH这样的非营利组织要参与疫苗的研发呢，疫苗研发的主体不是企业吗？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看到企业在疫苗开发立项的时候会看商业价值的，右边绿色区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商业价值，比如宫颈癌疫苗、肺炎结核疫苗，企业看到利润空间就有动力做研发，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还看到有其他的一些可能的情景，比如说一种不确定的情景，左边这样是非常高度依赖外部原著的，又分为上下两种，一种是当应对局部爆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SARS的时候中国企业也开发了疫苗，后来这个疾病消失了，企业投的钱就打水漂了。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缺乏动力开发这样的疫苗，这就是为什么有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它的加入使它能够给到这些企业资金让他们开发这些疫苗，帮他们分担这部分的成本。还有左下角的这个，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急需的疫苗，在它那块市场一方面需求不太稳定，因为支付能力并不是很高。另一方面订单也是不太稳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这样的组织，给到企业稳定、长期的订单，使得企业有了动力能够可持续生产这样的疫苗，并且仍然有利可图。另一方面为什么需要像PATH这样的技术组织，疫苗的开发道路是布满荆棘的，医药行业大家知道产品开发过程当中有一个死亡谷，从研发到上市有可能面临失败。同时疫苗方面因为疫苗是给健康人群用的，还有第二个死亡谷，没有政策推荐，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用这个新的疫苗。我们希望这两个方面帮到企业，一方面帮助国际上推广，另一方面从研发到上市分担风险。刚才提到的轮状疫苗，PATH建立了一个赋能平台，让厂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走在前面的厂家临床数据、经验教训能够和其他的厂家一起分享。对于中国厂家虽然进度上相对落后，但是这方面的经验累计上取得了优势。我们的轮状病毒疫苗上三期临床之前已经能够知道它的成功率在90%以上。

　　

　　下面说一下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很多人非常陌生，我们国家从2008年纳入免疫规划以后，每个孩子都能够打两针疫苗，这个疾病基本上看不到了，但它是很严重的，得病有30%死亡率，还有50%人留下终身残疾，而且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2013年国药中生旗下的公司奖它的乙脑减毒活疫苗推向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预认证只是一个起点，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优惠的价格把这个疫苗出口到十几个国家，保护了儿童的生命。这是国家CDC的数据，显示了乙脑疾病在我们国家从引入疫苗以后就有大幅下降，使用了两种疫苗，一种是灭活疫苗，还有一种是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打4针，减毒活疫苗打2针。我们2004年接触到了国药中生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它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么多年过程当中硬件在不停地升级。通过8年努力，我们最后把这个疫苗推向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为什么需要88年这么长时间呢，2007年开始成都公司投资了上亿人民币建立5座新厂房并且改造5座现有的厂房，2011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国家国家药监通过世卫组织的认证，对疫苗企业来说只有在国家药监获得认证以后才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预认证的申请。11年有了这个申请资格以后，12年初成都公司向世卫提交了预认证申请，并接受了现场检查。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能力的强化很重要，他们的质量管理体系，我们的专家花了很多时间在现场去进行指导的，我们的疫苗要更多地走向国际化，我们坚信干中学，这次新冠我们企业也都出海做临床了。乙脑项目上盖茨基金会做了大量投入，大部分都用于支持这里面列的7个临床实验，这个钱买来的是高质量的临床数据，因为有了这些高质量的临床数据，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能够相信这些证据并且在他们的国家使用这个疫苗。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2个国家包括中国在使用这个成都所的乙脑疫苗了，而且保护了超过6亿儿童。

　　

　　袁瑷：PATH的工作还不只如此，我们考虑到项目总有界数的一天，我们之前每年都给到成都公司我们的市场需求预测，项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把这样的工具给到他们，希望他们接下来自己做这块的工作。2008年汶川发生地震，当时很幸运的是成都公司没有受到影响，促使我们思考成都公司作为这么一家重要的国际疫苗供应商如果它生产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意味着很多儿童尤其是印度儿童用不上这个疫苗。我们和他们一起制定了这样一个业务持续计划，事实上这次新冠疫情当中成都公司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计划没有因为物料断供这样的问题影响它的生产。另外我们对于可持续性也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知道我们总有退出的一天，可持续性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帮助它持续改进。包括药物警戒体系的建立。第二，世卫组织的检查，一开始由PATH辅导，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独立，最后检查当中他们完全独立完成的。第三，可持续生产和供应。刚才说的这些我们从乙脑疫苗项目当中获取的经验，我们把它总结在了两个报告，2014年预认证刚刚获得的时候做的一个，还有19年的时候又对它进行了更新。

　　

　　小结一下，产品开发过程当中通过国际合作降低开发失败的风险，做合理的产能规划，还有上市后继续搜集它的临床数据，形成证据、产品的竞争力，这样就能形成产品的美誉度。我们非常有信心中国疫苗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健康。这是PATH疫苗创新和获取中心，我们主要专注于这四个疾病领域，并且在疫苗端到端的协助企业帮助开发出更好更的产品。不仅在疫苗方面，在其他平台上我们都希望能够和国内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把一个问题从它的解决方案形成到最后大规模应用加速创新的转化，为全球健康做贡献。

　　

　　谢谢。

　　

　　杨悦：非常高兴由我做一个分享，清华大学全校层面校级领导非常重视监管科学学科，目前已经把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的建设升级到了全校层面，我们在监管科学研究这方面包括学科建设这方面都做了很多前期的基础工作。正因为这样一个背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对我们给予了支持，在2019年底的时候签署了这样一个合作项目。

　　

　　清华大学药品监管科学这个学科我们的研究定位是什么样的，首先药品监管科学是一个全球创新的新兴学科，这个学科和原有的药师管理学科不太一样，它更关注的是切入到药品监管有关科学的层面，最关注的是问题，药品监管领域的问题。问题当中我们怎么样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关注的是从底层的科学逻辑去思考解决相关的问题。最后是为药品监管提出未来的思路和路径。在整个药品监管科学研究当中我们聚焦药品监管中的战略性、关键性、共性和难点问题。特别是制约药物研发、影响产业发展、影响监管效率的一些关键问题来开展研究。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为什么法律法规的框架已经建立了，但是监管路径有时似乎感觉还是非常模糊。这里我用一个类比，比如说你走一个迷宫，虽然你都可以达到终点，但是过程当中你要绕道，每一个路径并不一定非常畅通。在法律法规构建的初期，在配套文件不清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恰恰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个项目的启动会是在2020年的10月30日启动的，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启动，但是研究是一直都在进行的。启动会的时候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局的领导、院校的专家以及CDC的领导，特别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徐福洁教授以及WHO的专家参加了我们的启动会，后续我们开了好几次和疫苗监管科学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很多研讨会都是在汇报我们的阶段性成果，比如说药品审评审批程序的优化、药品监管科学有一个读本，委托我们进行。也有关于处方药和OTC监管路径的研究以及国家局药品评价中心委托我们这边同时在开展的一个项目就是药物警戒的管理规范以及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项目启动之前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就是关于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制度的研究，后续我们在继续这个相关的研究。

　　

　　前面是项目进展的情况，在这个项目当中有几个关注点，都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非常关注的要点。第一，在传统和国际化思维转化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在于转变监管机构的监管思维和理念。比如说我们到另一个国家，看他们一些地方很好，但是他的生活习惯你不一定能适应。第二，监管体制面临再次重塑。监管机构将有机会被重新定位，这是从前几天大家看到国务院发了一个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的文件，这个文件暗含了监管体制改变。第三，监管策略受到了挑战。以往国内法律法规指南都是参照国际上先进的做法，第四，监管尚未真正国际化。第五，监管机构在自身改革中会遇到一些阻力。

　　

　　后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针对这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我们做了哪些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首先我们做了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研究，从持有人主体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算是具备生产能力，委托生产。委托生产的模式和国际上委托生产模式不同，怎么符合国际化委托生产模式的改变，包括变更管理这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对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场地的变更国际规范做了研究。对境外的持有人需不需要发一个经营许可证，比如跨地域监管，怎么样做跨省和跨区域的监管，紧急使用授权，如何进行疫苗加快上市和供应以及生产的准备等等。

　　

　　杨悦：第二方面，鼓励疫苗创新的过程当中对疫苗临床实验设计和替代终点的使用进行了研究。比如大家比较关注的HPV疫苗和COVID—19这两类疫苗临床实验设计的优化和替代终点的使用进行了研究。我们这个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比如说用CIN2+和持续感染这两个不同的终点设计方式它的科学接触以及对后面临床终点的预测作用进行了科学基础的研究，如果采用替代终点，可以大大加快疫苗上市的进程，但同时也要考虑可以有一些监管的考量，从这个角度我们进行了研究。对HPV疫苗和新冠疫苗是对主要终点和次要终点进行了一个研究和分析论证。

　　

　　第三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持续的项目，《疫苗管理法》之前到现在一直在开展的这样一个研究。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制度。在《疫苗管理法》第56条里面这次变化是非常大的，国家实行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制度，把不能排除的纳入了补偿范围，补偿范围实行目录管理。 当时我们是属于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条款的支撑单位。比如说不能排除的纳入补偿范围，目录怎么制定，还有后面的三统一，补偿范围、标准、程序由国务院制定，意味着全国不同省份补偿标准不一的方式会发生改变。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在我们后续研究当中非常关注的。

　　

　　第四方面，3R原则在疫苗研发注册当中的应用。3R原则是广泛地在国际上应用在药物的研发、注册、生产领域，为什么用3R，从动物福利保护以及法律要求和科学性，有一些用动物实验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对人体的科学推断的。还有现代的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引入已经很多动物研究是可以给它弱化或者减少的。3R原则都是基于对动物实验的减少来进行，特别是研发阶段。疫苗阶段的应用主要是临床前的安全性检测以及上市后的质量控制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一些新的方法来替代原有的大量使用动物的方式，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前期的规定了，我们也在做这样的相关的研究。

　　

　　杨悦：除了前面我们正在做的这些研究之外，还有我们正在做一些关于鼓励疫苗研发创新的法规挑战这方面的小的研究。比如说多联多价疫苗研发的法规挑战。在国内如果想生产多联疫苗，要有单苗最后才具备生产多疫苗的能力，但是国际上不需要。我在闭门会议上提到它有一个合作生产，所谓的分段生产、共享生产的模式。可以在自己不具备条件但是多家单位合起来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生产多多联疫苗，大大降低多联疫苗生产的门槛。在疫苗临床实验的优化设计这方面，2010年以后美国对监管科学里面核心部分临床实验加速这部分，可以通过适应性临床实验设计来进行。新冠疫苗我们可能全球疫苗合作网络当中临床实验是完全不同的设计，可以使疫苗在不同国家同时开展临床实验，多个疫苗同时开展，以最快的速度获得上市许可，最快速度完成临床实验。还有我们在《疫苗管理法》第97条规定的鼓励疫苗出口的政策背景下去研究鼓励疫苗出口的制度还有哪些障碍和挑战，主要从这个角度研发的。比如说法规上有哪些不同，中国生产疫苗怎么能更好、更快地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如何通过WHO的预认证，从这个角度来探讨。

　　

　　监管科学我们的智库项目最终的产出是什么，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报告。第二，智库建议。通过不同渠道向政府部门提交，比如说清华大学有清华大学的智库，可以把建议提交上去，目前我们已经通过这个项目的研究写了多个政策建议提交，而且部分建议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第三，专著，未来我们会产出一些研究成果，类似于专著这样的产品出来。

　　

　　以上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非常感谢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对我们的支持，也希望与在座各位嘉宾有其他交流的机会。谢谢。